隨著微信使用的普遍，人們已經把微信當作短信和電話來使用了，很多的事情，都是在微信上進行討論的。但是，微信也是有他的弊端的，因為，它本來就是網絡上的一個社交工具，也是有一定的虛擬性的。

法律修改后，微信聊天記錄已經被法律明確規定，可以作為證據來使用了，但是，因為微信的虛擬性，如果要作為證據來使用，那么就必須要解決一下3個問題，這樣，才能讓微信聊天記錄作為證據來使用的。

今天，我想和大家談談微信聊天記錄怎么做證據并成為打官司的利器。如果你覺得我講的很有道理，請多關注我，表揚我，如果您有任何法律問題，歡迎向我咨詢。

微信聊天記錄怎么做證據

第一就是要證明微信頭像或者微信名稱就是被起訴人，我們都知道，微信的名稱和頭像是可以改變的，它畢竟不是身份證。因此，首先，要解決的就是確定這個微信頭像或者微信名稱就是他本人。

這時，我們可以采用一下兩種方法來解決，第一種就是，如果對方的微信就是他的手機號的話，那么就非常好辦，直接把他的微信號截圖下來，這樣，微信號里面的手機號只要能和被起訴人的手機號對應上，就能夠判決這個微信號，就是這個手機號注冊的，而這個手機號就是這個人使用的，那么，就能夠證明這個微信號就是這個人。

但是，有的朋友就會說，有些微信不是用手機號注冊的，那么該怎么證明呢，其實方法也是很簡單的，只要找到他的微信好友，讓微信好友幫你出庭作證，證明這個頭像就是被起訴本人的話，那么，這就是證人證言，通過證人證言的方式把對方的微信號固定下來，那么，就可以進行下一步的操作了。

接下來，我們就要證明微信的聊天記錄就是對方所編寫的，這其實也不困難，因為，我們已經把第一步已經證明了，那么，如果對方說這個微信不是對方編寫的或者是對方把微信信息刪除了，或者自己把微信信息刪除了。如果遇到這種情況，我們也是可以區分情況來處理的。

首先，如果對方說，微信不是他編寫的，那么這個時候，證明的責任就在于對方，因為，我們是已經證明對方的微信就是他本人，如果他要否認內容的話，那么，他就要拿出不是他本人編寫的證據來，一般這種情況是很難去證明的，對方的這種行為，無疑是一種狡辯的行為。

其次，如果對方把微信聊天記錄刪除的話，也是可以解決的，因為，對方的聊天記錄，只要我們自己不刪除，那么，即便對方刪除聊天記錄，我們手機上也是有留存的，可以用于證明相關情況。

第三，如果是我們自己不小心刪除了，那么問題就比較麻煩，一般我們可以請網絡公司來給我們恢復數據，這就需要一些時間，因此，我要建議大家，如果是比較重要的聊天信息，一定要做備注，這樣，以后，才能避免后邊很多不必要的麻煩。

微信聊天記錄怎么做證據

案例

“好的”等回復未必代表承諾

小馬是某設計公司員工，但是在公司任職3個月期間，一直沒有簽訂正式合同。在離職時，他就此依據《勞動合同法》等相關法律，要求公司支付雙倍工資差額。公司老板不同意支付雙倍工資，在案件審理中，老板拿出微信聊天記錄作為證據。

聊天記錄顯示，老板給小馬發送了一份合同的電子文本，要求小馬填寫個人信息。小馬回復“好的”，在合同文本上填寫了個人信息，并回傳給老板，但小馬對合同一些細節有疑義，也在微信聊天里提了出來。雙方在微信聊天中對合同的修改進行多次溝通。老板據此認為，應當視為已經與小馬簽訂了電子合同，而小馬并不認可。

仲裁員在分析此案時提出，雙方在微信中協商溝通合同條款內容，并不能必然認定為雙方已經簽訂了電子合同。而小馬在微信里說的“好的”，不能直接視為對合同內容作出有效承諾，因為有時這僅僅是一種收到相關文件的禮節性回復。

解決

簽訂電子合同須有專業設備

朝陽區勞動人事爭議仲裁院審理庭庭長李妍告訴記者，本案中出現的電子合同和微信聊天記錄，都是電子證據中非常重要的類別。關于電子合同，我國《電子簽名法》等相關法律，有對其非常嚴苛的規范。“并不是我們通常理解的，拿個電腦手寫板、手機、iPad簽個名就行了。”電子合同簽署必須借助專業的硬件設備，具備防篡改等效能，絕不是改一改文檔信息就完成的。

而微信聊天中使用的“好的”“收到”“OK”及相應圖標，使用時所處的的背景情況復雜，含義也比較多，不能必然理解為肯定或承諾，而是要結合上下文、語境語態，綜合考慮后得出結論。

案例

提供轉賬記錄證明勞動關系

老馮在某餐館做廚師，沒有簽訂正式合同，每月通過微信領薪水。疫情影響之下，餐館經營困難，解雇了老馮。老馮依據相關法律申請多項賠償，公司老板則提出與老馮之間并不是勞動關系。

老馮提交了多項證據，來證明與餐館的勞動關系，包括微信聊天記錄、微信轉賬記錄、微信轉賬電子憑證、銀行流水憑證等。這些證據顯示，老馮每個月都在固定時間領到相似數額的轉賬。轉賬給他的是兩個人，一個人與餐館法人同名，另一個人與餐館股東兼財務總監同名。而且，老馮每個月又都把這些錢，從微信提現到銀行卡里。

盡管在審理時老板還是否認勞動關系。但是，仲裁員經過審理，認為老馮提交的證據已經形成較為完整的證據鏈，于是支持了老馮的仲裁請求。

解決

有截圖還不夠須有多重證據

老馮使用微信證據達到了證明目的，這樣的案件數量并不多。李妍也想通過這個案例告訴廣大勞動者和用人單位，什么才是有效的微信證據。

首先，不能只有截圖。“申請人提交上來的微信證據，很多只有截圖。尤其是一些發生在微信工作群里的聊天，如果當事人被踢出群，那他最多也只能出示截圖。”

其次，不能是勾選的聊天記錄，這樣容易人為漏選。此外，聊天記錄還要保留在原始載體里，也就是出示證據的時候，還應使用保留聊天記錄的原始載體，比如手機。

這些都做到了之后，最難的是證明微信里和自己聊天的人是誰。證明“自己是自己”相對簡單，比如用實名認證的手機號接收驗證碼登錄，但對方是誰，很難證明。因微信的名字和頭像都可以隨意編輯，制造兩個看起來一模一樣的聊天對象很容易。

這時候，只有微信“孤證”就不夠了。在老馮的案子里，他不但有聊天記錄，還有轉賬記錄。“現在微信是可以出具轉賬電子憑證的。”轉賬給他的人，一個和餐館法人同名，一個和餐館股東同名，增加了證據的可信度。而且，他還有提現的習慣，有銀行流水憑證。多重證據形成了較為完整證據鏈，才使得老馮通過微信記錄贏得了案件。

案例

視頻會議告知談降薪不算數

小麗在一家留學機構工作，疫情期間居家辦公。隨著留學業務的銳減，機構先是降薪，后又裁員。小麗被裁后，要求機構補齊原薪水差額等訴求。機構對小麗的主張并不認可。

在庭審中，小麗出示了微信聊天記錄、電子郵件、視頻會議記錄等證據。機構認可與小麗的勞動關系，但是認為疫情期間居家辦公，勞動量減少，降薪合情合理。而且，在公司視頻會議中，已經將降薪的情況告知了小麗。

案件通過審理，仲裁員認為公司在特殊時期經營困難，希望和員工共渡難關，雖可以理解，但要充分聽取員工的意見。改變勞動合同約定的工資標準，應當和員工進行溝通協商，在協商一致后，才能調整薪資水平。在此案中，公司僅僅通過視頻會議的形式向員工進行了告知，并沒有協商的過程也沒有得到小麗的事后認可，單方強行調薪與法律規定相悖，因此最終支持了小麗要求補齊薪水差額的訴求。另一方面，仲裁員也考慮到機構確因疫情影響出現經營困難的實際情況，并無拖欠薪水的主觀惡意，因此未支持小麗其他一些賠償訴求。

解決

白紙黑字合同還是最好證明

在小麗這個案件中，電子證據是用來證明降薪這個行為是否經協商。她和機構的勞動關系，因為有合同而非常明晰。

李妍也提醒廣大勞動者和用人單位：“白紙黑字永遠是最簡單的證明方式。”即便是通過微信商量合同的細節，最后簽訂合同，還是要落實在紙面上。“現在有些用人單位，為了降低用人成本，不簽合同。有些勞動者，想打多份工或者跳槽方便，也不簽合同。最后出現糾紛，發現麻煩了。”李妍說，像微信這樣新出現的電子證據，仲裁員對此類證據最終作為定案依據持謹慎態度。

說法

轉賬可開憑證證據應先公證

作為北京互聯網法院的法官，董學敏在日常工作中，經常能看見與微信相關的證據。和仲裁員面臨的情況類似，董學敏也說：“微信是現在非常常見的電子證據，它非常便捷。但是僅僅用微信作為孤證，是很難達到證明力的。微信作為輔助性證據，可以與其他證據配合使用。”

而在使用微信證據之前，最好到公證處對微信進行公證。“公證的效力是很高的。”董學敏說，在公證處，一般會將登錄微信、操作微信、調取記錄的整個過程，全部用視頻攝錄下來，這是證據保全的過程。在庭審時，會出現不承認微信聊天對象是自己的現象。但是，當拿出公證過的微信聊天記錄時，一般就不會有爭議，原告被告雙方都會認可。

此外，董學敏還介紹，微信聊天記錄中的語音消息，很難作為單獨的電子證據，要注意與其他證據相互佐證。而轉賬記錄非常重要，“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微信可以出具轉賬憑證”。微信中的圖片、視頻，也可以尋求公證處的公證，以保全證據。

以上是律師為大家講解的關于“微信聊天記錄怎么做證據”的內容，希望可以幫助到各位小伙伴。